一位90后的灶屋回忆

  21世纪之前，在南边乡村，人们会把烧饭做菜的当地称为“灶屋”。“厨房”一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既奢求又时兴的叫法。

  之所以奢求，是由于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房”是按套计量，“屋”则是按间来算。用“一套房”的空间作为一日三餐的生产基地，是很难来幻想的奢华。

  至于时兴，就好像秀莲上石圪节公社找胡德禄弄的新发型相同——洋气但脱离乡土气息。

  印象中，我家的灶屋——十来平巨细的空间，地上用水泥平坦，接近灶台的当地，有一道拇指粗细的裂缝，打我记事起就有了，母亲说是父亲在屋里劈柴时震裂的。墙面用粗腻子简略粉刷过，有一些当地现已掉落，显露里边的红砖，看上去像一面旗号。接近烟囱的墙面，被熏出了一大片火焰向上蹿动的形状，白日光线好的时分，从稍远的当地望曩昔，有松柏的容貌。

  远离灶台的那面墙，镶了几扇粗笨的木框窗户。大约是由于油烟大的原因，窗户的活页常常生锈，导致向外翻开的时分，欠好发力，向内封闭的时分，发不上力。

  后来爽性就不关上了。冬季的时分，在窗框上糊上三层旧报纸，尽管阻了些亮光，但好在省劲又防寒。

  窗户外头，母亲圈了一个小型鸡圈，平常一些剩饭剩菜，择菜时的烂菜叶子，顺着窗户直接扔进了圈里。向外的窗台上，用稻草和旧棉花做了两个窝，想吃鸡蛋了，伸手就能掏着。

  灶屋的门，年久失修。有风就会有节奏。门外是一口大水缸，水缸上的水龙头，被母亲卡着最慢的流速，一年365天，重复滴答。有此阅历者都理解其间的妙处。

  门对角线的方位，就是灶台。四四方方，稳重得像一位扎马步的气功大师。灶台边是柴火堆。粗柴细枝，有序堆放。灶门口有一把瘸了腿的小马扎，垫块板砖，坐得很稳妥。碳色的火钳在左手边，竹筒做的吹气筒在右手边。小时分，放学回家，正好赶上煮饭的点，母亲担任煮饭，我便坐在马扎上担任添柴。偶然嘴馋了，动身在窗台边，踮起脚够着掏一个鸡蛋，用粗手纸打湿后包起来，埋进远离焚烧中心的草木灰里。有时会由于火烧得太旺，鸡蛋在灶里爆破，但动态不大，我也不会因而受伤。闷声一响，意味着这颗鸡蛋，一半是焦味儿，一半是草木灰味儿。不过非常好吃，焦香可口，洁净又卫生。

  灶台周围，摆放着一张四方桌，斑斓的漆面，讲述着时代的风尘；水杉木的，很沉，需求我跟父亲两个人才干抬得动。

  桌上终年摆放着两个带盖的大铁盆，一个装着猪油——猪油洁白洁白的，像极了长大后夏天吃的小布丁雪糕。另一个盆里装着鸡蛋，似古代神话里的聚宝盆一般，里头的东西，永久拿不完。调料盒和一些瓶瓶罐罐，像放哨相同，有序摆放。

  桌子下的空间，七八个巨细不一的泡菜坛子挤在一同，有的坛盖上还压着半块砖头。只要母亲知道每一个坛子里对应着什么菜。萝卜，豆角，霉豆腐……有些是用母亲特别调制的酸水泡着，有些则是用油和辣椒干拌的。春夏秋冬，不同的节气，坛子里装着不同的等待。有的在发酵，有的在冒泡。滋味，天然不必多说，没有科学技术，满是绝活。

  桌子的另一边是一个老旧的木制碗柜。70时代老木匠做的，双开门，里边用木板隔成了三个空间。最基层放盛菜的碗和碟；中心放吃饭的碗和剩菜；最上边的一层，最精彩也最杂乱，叠罗汉似的放着好些塑料袋，装着明矾、白糖、梅干菜、绿豆……总归，八棍子撂不着的、又舍不得扔的、能吃的或许与吃有关的，全用不相同的色彩的塑料袋装着堆到一同。

  筷子簇拥在筷篮子里，筷篮子挂在碗柜的侧边。周围还挂着竹制的锅刷，干瓢瓜做的水瓢，丝瓜瓤做的洗碗布。几乎是同一种色号，挂在一同，其乐融融。

  那会儿，家里还没有电饭煲，需求先把饭烧熟，盛出来再炒菜。柴火灶铁锅烧的饭，会有米汤和锅巴，米汤加白糖，锅巴配坛子菜，加上从草木灰里掏出来的鸡蛋，菜下锅前，就现已五饱六饱了。

  灶屋的灯，像是没给足电似的，慵懒又暗淡。泛着秋天田间水稻相同色彩的光，灯泡上被涂上一层“烟熏妆”。吃饭的当地在堂屋，堂屋豁亮，有管状的白炽灯。

  饭通常是一荤一素一汤，一小碗坛子菜。荤菜会变着法子做，素菜总是季节性重复。一春天的莴笋和红菜薹，一夏天的黄瓜和豆角，一秋天的茄子和丝瓜，一冬季的萝卜和白菜。

  零几年的时分，父亲把整个房子进行了创新改造，刮了新腻子，贴了地砖。堂屋变得更明亮，新换的白炽灯下，挂了一幅画像。灶屋有了厨房的姿态，柴火灶被推平重建，换成了燃气灶，加了油烟机。粗笨的木框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推拉窗。桌子和木碗柜换了方位，泡菜坛子跟着桌子一同，挤在了新的旮旯。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参加了作业，再也没吃过柴火灶烧的饭菜，泡菜坛子也搁置了——母亲很少再做坛子菜了。

  再再后来，我来了北京。切身感受到了范仲淹所谓“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一手撑着莫测高深的夜，一手用筷子来回扒着现已快凉透了的价格不菲的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