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先生晚年 20

  居正，聪明好学，有文采。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忠诚的佛教徒。51年洗足时坐化，享年75岁

  当晚白崇禧又去何应钦处说话，白、何两人以为，李宗仁不肯来广州，是因为他关于“杭州谈判”的成果存有贰言，非经第三者居中斡旋，不易弭缝相互间的歧见。回想四月间，阎锡山、居正两人曾代表李宗仁去溪口见蒋，现在最好还请他们两位出来调处，避免各走极点。当由何应钦用电话征得阎、居两人赞同，并商定次日同白崇禧飞桂。

  五月二日上午九时，中心党部秘书长郑彦芬打电话给程思远，以马家客人多，说话不方便，邀程去东山百子路东平里他家一谈。郑对程说，按照总裁指示，中心常会昨夜招集暂时会议，推吴铁城、李文范两委员赴桂促请李代总统来粤掌管政务，吴因病辞，仅李能去，盼能与白崇禧同行。程允代为组织。

  是日下午四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款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〇号向李宗仁报告他到粤后同各方面触摸的状况。然后李、白同去独秀峰下的广西省政府宴会厅，参加黄旭初欢迎居、阎、李三人的宴会。

  当晚九时，李宗仁在文明路私邸邀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黄雪村、韦贽唐举办谈判。李宗仁说，因为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来桂，所以他今天已预备好一份书面材料，权且定名为“备忘录”，以便交居、阎、李三人转送蒋介石。此一备忘录，有个“前语”，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首要要害是因为蒋介石在暗地操纵全部；次述蒋介石如依然不肯甩手，何如请他复职，避免相互控制，相互抵消；最终提到如蒋介石不肯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容许下列的要求：

  白崇禧听后，表明彻底赞同，他说：“同老蒋摊牌，原本便是我的一贯建议。可是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假如德公长时刻留在桂林，则中心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弦外之音，便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对此，李没有当即表态，当晚谈判草草完毕。

  午夜，咱们从李宗仁私邸出来，白崇禧拉着程思远走进他的车里，说：“请你去看看我的新房子。”咱们的车子从杉湖东过了阳桥，转入榕湖北路，驶过那屹立湖边的大榕树，在一座新建的两层楼前停下来。马永芳带咱们走进一间显得空泛而昏暗的客厅里，等了良久，才摆上茶来。本来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现已挈家迁到广州。

  白崇禧忙了一天，有点累了。在壁炉前坐定今后，悄悄吁了一口气。程思远问他：“现在老蒋只管滨海一些据点的防卫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掌握？”

  “有什么掌握，这不过是要对前史有一条告知算了！”白说得如此坦率，使程思远大吃一惊，从此，后者开端考虑有以自处之道。

  五月三日上午，李宗仁偕同白崇禧、李品仙、李任仁、黄旭初同广州来旅居正、阎锡山、李文范进行谈判，将预拟的备忘录内容提出征求意见，后者对此，一起表明赞同，但建议不要用“备忘录”这个称号，请改为“李代总统同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委员说话记载”。李宗仁容许照改。当日下午，将此说话记载分抄三份，一份交李文范转中心常会；一份交居正、阎锡山转何应钦；一份请居、阎转张发奎。居、阎、李问李宗仁赴粤日期，李说俟得到蒋答复后再做抉择。下午四时，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三人飞返广州。

  五月四日上午，张发奎打电话到桂林给白崇禧说：“说话记载已由何应钦备函交给中心秘书处派专人飞往上海交蒋介石。”白崇禧此行已有开始成果，当天下午二时由桂林飞返汉口。

  蒋介石在“杭州谈判”后的次日回溪口。二十四日南京解放，二十五日，他从溪口搭车到方门邻近海滨，再步行至象山口岸乘“太康”舰去上海。二十六日下午一时，抵达黄浦江上的复兴岛。二十七日，蒋介石以总裁名义宣布文告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跟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支撑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斗争到底。”并本日迁居上海市区金神父路的勉励社，在那里先后接见徐永昌、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忏（1893—1950，1936年，任陆军第四十六军少将副军长。抗日战争成功后，任武汉警备总司令、武汉行营副主任兼顾问长、国防部顾问次长。1950年去台湾。）、汤恩伯、毛人凤、陈大庆（1905—1973，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参加东征、北伐等战争，并参加对江西中心赤军的五次“围歼”。

  从1944年起一向担任我国中心委员、中心常务委员。1949年到台湾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并被颁发陆军一级大将军衔。）、石觉（1908—1986，陆军大将。黄埔军校第三期。1933年参加对中心苏区的第五次“围歼”。抗日战争迸发后，任第4师第10旅少将旅长，率部开赴华北对日作战。1950年5月，率部12万余人撤离台湾。）、谷正纲、陈良（1896—1971，党员。黄埔军校司理处上校处长。下一任交通部中将部长。）等人，以及当地士绅和黄埔学生。他说：“要死守上海”，“成败在此一举”。其实他的所谓“死守上海”，不过是使汤获有充沛时刻，把存沪黄金白银运到台湾。汤恩伯为了履行这一指令，就顾不得浙赣大门了。

  五月四日，蒋介石看到李宗仁那一份从广州转送来沪的“说话记载”，十分动火，下面是蒋经国关于此事的描绘：

  当此摇摇欲坠，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务等“条件”。他要讨取现已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而且要父亲不要再干预国务，建议最好“提前出国”。父亲心里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忌，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传达李代总统及中心诸。函中首请李代总统当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次阐明其自己无复职之意。最终关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作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根据宪法有自在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背。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绑架，曾指令将国库所存金银搬运安全地址；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全部出纳出入皆依惯例进行，财务部及中心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与，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器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干预，部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戎行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背指令者应受王法之惩办，皆为当然之事。

  五、十分委员会之建立，为四月二十二日杭州谈判所抉择。其时李代总统从前参加，且一起参议其纲要，迄未表明对立之意。今李既欲消除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唯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恪守抉择之职责；党对党员之政治建议有束缚之权力，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行相提并论。

  若谓中不复职即应出国，殊有重加商讨之必要。中许身革新四十余年，只需我国尚有一片自在之疆域，不信中竟无安身之地。

  在溪口时，曾对礼卿兄言：“前次他们要我下野，我自可下野，现在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凄惨之境遇。”今天所怀，仍复如此。

  且在曩昔，彼等主和，乃指我阻碍平和，要求下野。今天和谈失利，又贾我以控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救之责。假如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波折交际，控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安身，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一自在国民，不料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

  中自引退以来，政治职责已告免除，而对革新职责仍自觉其无可躲避；故德邻兄凡有垂询，无不诚挚以答。但决不敢有任何跨越分际干与政治之举动。

  今天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阂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曩昔之帮忙政府者，已被以为控制政府，故中唯有豹隐远引，关于政治全部不复闻问。

  蒋介石上面的答复连同复何应钦函于五月五日以专机从上海送到广州。六日，中心常会举办暂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带着上述文件去桂迎李宗仁赴粤。七日，阎、朱、陈飞抵桂林；同日，白崇禧应邀返桂以备咨询。虽然蒋介石在答复中满纸官话，并声明其自己无复职之意，但白崇禧以为：“蒋并非不想出山。”并力主李宗仁赴粤掌管政务。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段，李宗仁彻底遵从白崇禧的支配，把初到桂林时所抱有的“雄图硕划”彻底抛到无影无踪去了。

  五月八日上午十时，李宗仁偕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及其随员分乘“追云”、“自强”两专机飞粤，十一时许抵广州。何应钦身为行政院长，事前并没有在东山梅花村为其预备行馆，所以李只好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为代总统官邸。李随即宣布一篇口是心非的谈

  话，说什么因为共党无心谋和，再度挑起内战，望公民支撑政府持续斗争，当时要务为联合内部，改写政治，免除公民苦楚，加强工作效率，如此。

  程思远深悉李宗仁此行系受白崇禧的挟制，到粤后又必将被蒋戏弄于股掌之上，故未随行。李宗仁于和谈决裂后，不坚决引退，实为失算；既不引退，而又赴粤，更为识者所怅惘。这正如章士钊、邵力子在五月十八日给他信中所说：“公不以鄙言为可采，并不堪主战分子之钳制威逼，竟亦翩然莅粤，同恶相济，阳冠僚寀，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掌握，作何计划，犹肃然以国家存亡民主祸福为张皇东西，伤哉！伤哉！”（待续）